央广网南京7月23日消息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广告法》自2015年9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在整顿广告市场，消除浮夸虚假等乱象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助推了全新的广告市场生态的塑造。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广告法》的绝对化用语的界定成为近三年来一个持续热议的话题，也引发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新《广告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第五十七条规定违反第九条第（三）款者“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些规定在具体执行中，给广告发布者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也给市场监督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带来了较大的争议。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徐德忠认为，新《广告法》中绝对化用语的内涵外延的界定以及处罚的规定，带来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滋生职业讹诈，给寻租带来空间。由于广大小微企业主法律意识不强，违反第九条第（三）款使用“最”字等情况比较多，社会上一批人就利用这种情况，通过恶意举报等形式，抓住企业主担心至少二十万元罚款的心理，讹诈通过私了，甚至通过市场监督部门的奖励等获利。
二、执法尺度不统一，浪费国家行政、诉讼资源。由于《广告法》规定了二十万元的罚款起点线，造成基层执法时，多以二十万元要价，上下没有标准，已经造成了部分违法情节轻微、获利不多、生存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主的不满，以致各地大量增加行政复议、法院诉讼的数量，浪费了国家行政、诉讼资源。同时，职业举报者有空可钻，有利可图，大量恶意举报，已经形成职业化产业链，给基层市场监督者带来执法工作量的压力，浪费行政资源。
三、肆意扩大处罚面，损害政府形象。《广告法》本意是打击虚假广告等违法获利、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但由于上述职业举报、寻租人员的存在以及执法中存在的问题，造成大量无意识违法，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小微企业主苦不堪言，责骂政府及行政人员，与政府关系紧张，损害了政府形象。譬如：“‘最’专业的咨询”，包装袋上有“最好吃”字样，“提供‘最好’的服务”等等。
四、自媒体等成为问题新焦点。由于大量新的自媒体形式的出现，广告的含义被扩大了，例如，微信公众号上的功能介绍、网站或微博中的文章、微信群里的推荐等等。
鉴于上述情况，徐德忠博士认为释法、执法部门应出台相应措施和执行细则，她建议：一、考虑小微企业具体情况，制定依据违法收入的具体处罚标准，明确对于及时整改、没有造成违法收入和社会危害的以教育、警告为主，即使罚款，金额也不宜太高。二、严禁处罚金额与举报奖励金额挂钩，杜绝恶意举报，严惩寻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