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上级部门督察后，江苏泰兴市担心被指责“不作为”而领到“蜗牛奖”，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拆除高速公路沿线300多块俗称“高炮”的户外广告牌。“拆违”速度之快，让当地政府遭受“违法强拆”的质疑。近日，当地多名广告业主向媒体反映称，他们建设广告牌之初，已获政府部门审批，此时却被认定为违法建筑，实在不能理解。
“蜗牛奖”是2016年初泰州市为专治官员不作为而设立的一个“奖项”。地方政府和官员想必没有愿意“获此殊荣”的，但是，如果为了避免不作为而滑向乱作为，则无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次泰兴市对户外广告的强拆行动，就难逃乱作为之嫌。从媒体的报道看，当地这场强拆行动，存在诸多疑点：
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对违法建筑应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方可依法强拆。然而，在行政诉讼结果还没出来前，当地就对相关广告牌进行了强拆。那么，此举是否有违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据当地“五项行动”小组办公室联络员称，为了落实江苏省的相关整治方案，泰州市出台工作方案，要求“三年任务一年完成”，到2018年6月底，全面拆除高速公路沿线违法建设的高炮广告。“三年任务一年完成”，如果完全是依法依规处理，倒也未尝不可。可如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提前完成，甚至不惜以违法的方式来完成，是否有些过头了?
针对部分拿到审批的合法广告牌仍被拆除，当地回应称，根据相关规定，广告经营必须经过县级以上政府审批。而目前部分广告主取得的证照是由乡镇政府颁发的，因此，被县政府认定是违法广告。这个规定可能没问题，但既然镇政府的审批不具有法定效力，那此前有没有进行过纠正?相关政策有无向广告主充分告知?毕竟，镇政府的审批权力无论是否有效，都属于政府行为的一部分，而当权力系统内部出现衔接问题时，由此带来的损失是否应由政府来买单?
另，在广告牌拆除行动引发纠纷并遭遇投诉举报后，泰州市效能办再次对泰兴进行督查，并指出是“乱作为”。但即便如此，相关工作人员称，当地仍“顶住压力”，以“五项行动”小组的名义，对广告牌进行了强拆。已经被上级部门定性为“乱作为”，却仍“顶住压力”继续，这是否只说明：在当地相关部门心中，比起拿不作为的“蜗牛奖”，“乱作为”是可以被容忍的?
对于业主已提起行政诉讼，广告牌却仍遭强制拆除一事，当地“五项行动”小组办公室解释，拆除违法广告牌的主体是乡镇一级政府，“五项行动”小组办公室只是协调机构。然而，有镇长却明确表示，乡镇一级政府不是拆除广告牌的主体，他们只是接受“五项行动”小组的委托完成拆除任务。广告牌拆了，遭遇诉讼了，却连拆除主体都不明确，这恐怕为拆除行动的合法性之疑再添注脚。另外，在下达强拆指令时，“五项行动”小组办公室似乎有绝对的权力，可面临担责时，又强调自己只是“协调机构”，权责如此不确定，支撑“任性”拆除的底气何来?
一场户外广告的拆除行动，居然面临如此多的疑问，当地有关方面不能仅仅拿着“违建”的单方面理由来应对一切。对于相关权益纠纷必须尽快作出正面回应，至于拆除行动是否构成违法，上级部门恐怕也有必要来个合法性审查。跳出个案看，原本避免“不作为”的行动却跳进了“乱作为”的漩涡，此一现象所映射出的公权力行使的弹性空间，应当有更多系统性、制度性的反思。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政府行为不该只有这样的“二选一”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