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现在回想起来，李晓依然清晰地记得2018年8月31日这一天。李晓离开了自己工作了8年的《法制晚报》。2018年12月1日，《法制晚报》在当天的报纸上宣布，将于2019年1月1日起休刊，这是继《京华时报》《北京晨报》之后，北京又一家停刊的纸媒。

　　2018年9月底，王勇从一家西南地区的都市报正式离职，离开了工作两年多的体育报道领域。尽管是自己主动提出离职申请，但王勇明白，其实自己是被现实裁员了。

　　曾经令人向往
如今被现实打败

　　媒体“寒冬”来临的论调近些年不绝于耳，王勇和李晓都深有体会。

　　部门人越来越少，报纸的版面越来越少，拿到手的工资也日渐缩水，这是王勇眼里一些传统媒体不景气的直观表现。“虽然标准没有变化，但全报社的总版面少了，平均到每个部门每个人头上就少了。”决定工资多少的大头，主要还是要看写了几篇稿子，拿了多少稿分，稿子写得少，工资自然也就少了。

　　若想提高自己的收入，多写稿件就是办法，但多写又成了摆在王勇面前另外的难题，即便是写得多，在王勇眼里，收入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每天除了睡觉，所有的时间都与工作有关。”

　　王勇回忆，在2014年前后，那时他刚从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彼时正值这家媒体的辉煌之时，“正常情况每天都有30多个版，多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80多个版，投放的广告也很多”，即便是当初自己对体育新闻并非如此痴迷，毕业后他也愿意从其他公司跳槽到媒体做体育新闻。

　　而现在的情况早已大不如从前，版面缩减了一半多，基本都是每天12个版，正常情况的体育版也只有半个版，“若碰到稿子一般，连半个版都没有”。所以，体育部记者的人数也是一再缩减，部门人数已经从当初10多个缩减为现在的3个，“一个主任，两个记者，编辑归统一的编辑部”。

　　李晓2010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一家企业，“后来因为干得不顺手，什么都不懂”，还是选择离职投身媒体。谈起当时自己进入《法制晚报》的经历，李晓坦言，当时只是因为新闻是自己的“老本行”，做起来更顺手，才更愿意进入这个行业，真正热爱还是做久了之后。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传媒业的确还是一个让人向往的行业。“2010年毕业，做记者我们的工资就可以拿到6000到1万元，赚得比较多，而且也比较体面，只要和别人提及自己的工作是记者，那种自豪感和记者这个身份所赋予的神圣使命感油然而生。”李晓说道。

　　“但越到后面就越感受到了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的艰辛。”李晓有些失望地说，“做了快10年，薪资没涨过，年终奖、交通补贴、餐补这些也慢慢没有了。”行业不景气，自然也留不住优秀的编辑记者。

　　大量编辑记者的流失，也导致报社分工的变化，从前编辑记者细分的各自负责的领域也逐渐变得模糊，“人多领域分得清楚，人少了，就不那么细了”。

　　刚毕业一年的葛雨红从媒体离职后，立马又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了新的落脚处。这一次她的工作与媒体沾不上一点边儿，“主要做党务工作”。现在同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杨静，也做出同样的选择。上学时，杨静就曾活跃在校园媒体，假期积极去各大主流媒体实习，《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上的报道都见证过她当时的新闻理想，也正是由于在媒体的实习经历，让她提前知晓了媒体工作的不易，“工资不高，节假日也随时待命”。毕业后，尽管杨静在求职时考虑过媒体的工作，但最终仍将一家房地产公司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

　　挑战是真的
喜欢这份工作也是真的

　　从传媒业离开的人不少，但更多的人依旧选择坚守在这个行业里。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普利策曾说过的这句话时至今日依旧“活跃”在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堂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学子。

　　从《法制晚报》离开后，李晓也想过换个工作，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有换工作的念头。第一次是在《法制晚报》做记者时，因为跑国际新闻，“有时差，经常熬夜，上了3年夜班后，干不动了，身体吃不消了”，但最终也还是没有离开媒体，只是调换了岗位，从记者变成了编辑。

　　这一次离职，做另一种工作的念头又一次涌现，在同事的介绍下，她如愿进入了一家企业，“月薪一万五，做了3个月”，工资确实比在媒体高了，但就是做得不自在。3个月结束后，李晓再一次确认自己心仪的工作还是媒体，她仍然对自己做过3年记者、5年编辑的媒体行业心怀憧憬。

　　之后，李晓重新投简历参加考核，最终顺利进入目前工作的媒体《新京报》，回到了熟悉的传媒行业，继续自己的编辑生涯。入职两个月了，李晓承认目前的工作仍不是很顺手，接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她迅速补上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她眼里“更专业、更严谨”的标准，显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有挑战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也是真的。“以前我们一个版组也就差不多10个记者加三四个编辑，现在我们版组有超过40个人。”在这样一个优秀、专业的团队中工作，李晓显得很兴奋，“报道小区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问题，《新京报》一报道，立马解决了。”她确信自己的工作会对一个行业、社会产生影响。

　　2017年毕业后，鲁佳乐成为一名财经记者。对她来说，成为记者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做记者被她视为“一直以来的职业规划”。

　　但在正式进入媒体行业前，她也有过动摇，“毕竟记者收入不是很高，尤其现在媒体生存状况并不好”。但摇摆过后，她还是选择了媒体，“做记者更多的还是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一年多过去了，鲁佳乐头脑中这样的想法依旧没有改变。“收入不是很高，但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比较有兴趣。而且是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工作，也不需要每天去坐班，还比较有挑战性。”谈起现在的工作，鲁佳乐很是满足。

　　制定合理薪酬
留住优秀从业者

　　无论是多次尝试而最后仍回归传媒业的李晓，还是初入传媒业的鲁佳乐，在她们眼里，能一直坚持做新闻，靠的主要还是自己的新闻理想，但若想维持一个行业稳定地良性发展，留得住好编辑好记者，仅仅依靠记者的理想还不够，还需媒体实际的措施来解决。在李晓看来，首先要保证薪酬，“工资到位”，同时也要留给编辑记者充分发挥的空间；媒体还要提供给从业者学习的机会，让员工有上升的空间，有能力留住优秀人才。

　　曾经的《南方周末》记者，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博士方可成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传媒行业的裁员并不多见，但迫于形势被动离职的却不少，媒体想留住好编辑好记者，首先要解决薪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更多关乎的是长远发展空间的问题。大多数媒体采用的都是计件工资制，记者刚入行时，体力好，干得多拿得多，工资相对其他同龄人来说其实还算可以。但工资的成长性是偏弱的，“5年、10年后，你的同学已经到了高管的位置上，拿着三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年薪，但继续做记者，还是在做计件式的工作，去跟年轻人拼”。因此，媒体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留住这些资深的媒体人，能给他们一个更高的、可以和其他更有诱惑力的行业去比较的薪酬。“我觉得薪酬不一定要和互联网公司一样多，因为如果有人挖你去阿里巴巴做公关的话，工资只是涨一些，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因为记者这个职业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哪怕稍微低一点，也是可以留得住很多资深媒体人的。”

　　在当前的传媒环境中，对于记者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媒体行业，方可成认为，一方面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有能力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输出信息，靠谱地完成基本的工作，“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还需懂一点技术、懂一点商业，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参与到时代的变革中去，也会有更大的可能性留下来。在现阶段，传统媒体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在看不清行业发展前景的前提下，有些人可能会离开。“但我个人觉得，反而是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行业更有意思，因为你有可能就是给出答案的那个人。”

　　已经做了近10年媒体的李晓，换了新东家后，现在又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在媒体打拼，谈起自己现在的工作，李晓说：“现在如果我不做媒体，我会失落。”